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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學在現代思想史中的位置

        巫懷宇2020-04-13 12:54

        (圖片來源:壹圖網)

        巫懷宇/文

        人類編寫歷史最古老的兩種方法,是編年史與紀傳體。前者以自然年代為斷層,后者以人物的生涯為線索。彼得·沃森的《20世紀思想史:從弗洛伊德到互聯網》的某些章節大致按照編年順序將思想文化史上不同領域作共時排列,另一些章節則順著時間的線索,刻畫了某個人或某個學派或思潮的發展變遷。這種縱橫交織的龐大經緯線,是為了盡可能選取彼此相關聯的思想,將“20世紀思想史”納入一本書。然而這篇書評卻要質疑這種寫作方略,因為它必然會弱化另一條更根本的線索,即內在于思想的,由邏輯貫穿起來的線索。

        沃森是一位出色的事件記錄者,他若從事歷史學的其他門類,例如軍事-外交史或社會-經濟史,他描繪龐大畫卷的長處將更能得到彰顯,且其短處也不會暴露得如此清楚。本書廣博過度卻缺乏重心,作者仿佛面對無限長的戰線,其策略竟是把兵力分散打游擊,其代價是對陣地戰的全面放棄。這種比例失調首先在于對大思想家的忽視,例如狄爾泰的名字一次都未出現,胡塞爾的思想只占一頁。馬林諾夫斯基的大名只出現過一次,且對這位人類學方法奠基人的思想毫無介紹。相反,瑪格麗特·米德、魯思·本尼迪克特等人類學家反而頗費筆墨。沃森提到了弗里曼對米德的批判,遺憾的是未能意識到,該批判的標準(指責米德不懂薩摩亞語、未與當地人共同生活)正是馬林諾夫斯基的遺產。對馬氏的忽視和對狄爾泰的忽視其實相通:解釋學在多大程度上必須以“體驗的親身性”為基礎?意義的可譯性的標準是什么?這些基礎問題被忽視了,而馬氏為人類學確立的標準,從哲學原理上說,恰是為了盡可能克服這些問題。

        除科學史外,政治思想史也是歷史系的思想史專業極重視的部分。在該領域研究中,我們對某理論是否合邏輯,和其宣傳力量是否影響了時代的判斷,是相互分離的。換句話說,我們常將歷史上的政治思想當作意識形態小冊子。本書的一大優點,在于作者對一戰前后的小冊子的井噴時代認識廣博,然而他在談論到羅爾斯等學院派思想家時,就顯得囫圇吞棗。

        從歷史的觀點看:沃森將羅爾斯放在平權運動與福利國家的背景下討論是完全正確的,歷史學家當有此時代敏感性,這是許多哲學家欠缺的。但他對《正義論》的理論的解讀比羅爾斯還要非歷史化,因為沃森甚至未提到“良序社會”這個至關重要卻又飽受爭議的焦點。這也意味著沃森不熟悉羅爾斯的反對者們的批判。沃森還談到過《歷史的終結與最后之人》,然而冷戰期間的美國人羅爾斯宣告“良序社會”,與冷戰結束時美國人福山宣告“歷史終結”,二者分別以怎樣的意識形態強行粘合了理念與現實,其更廣闊的政治史效應也并未提及。

        從哲學的觀點看:20世紀道德哲學中最大的三個相互關聯的變化,其一是德性論的出現,并與義務論、功利論鼎立;其二是道德越來越被視作政治經濟學的前設,而不再是信仰的附庸;其三是元倫理學(metaethics)的誕生,道德爭論越來越多地訴諸語言分析。這三者都是現代世界的必然結果,是時代的真正巨變,遠比一、兩個思想家的主張更重要,作者卻未能涉及。這些絕不僅是學院內的智力游戲,因為它們其實折射出了另一些廣泛的心智史現象:例如現代人不再承認對“道德”的意義有統一的認識,抑或首次意識到了這個詞其實沒有一個統一的詞義。

        海德格爾是在阿倫特的一節中出現的,只占了一頁篇幅,且另半頁內容在說他是個納粹。幾乎所有海德格爾的思想傳記都必須討論其納粹丑聞,但老生常談的是,弗雷格也支持納粹,為何他沒有被如此對待?因為弗雷格的政見與弗雷格哲學無關,而海德格爾的政見卻與其思想有關。海德格爾的納粹丑聞只有在聯系到其哲學時才值得一談,可是沃森既未曾談及海氏談論過的思想的“扎根性”,未談到海氏不把民主視作一種基于人類共性的抽象原理而視作“美國化”,也未談及海氏對“真理”(aletheia)的特殊看法與同時代德國反對“(猶太)唯理智論”的思潮之間的聯系。當然,海德格爾的重要性,更在于《存在與時間》中那些與政治無關的部分,本書也略過了。

        同樣的問題出現在對尼采的解釋中,他把尼采放置在達爾文主義思潮中理解,強調主人道德與奴隸道德的區別。法西斯主義者和后現代嬉皮士、保守主義者和激進主義者、厭女者和女權主義者,都有各自的尼采,但這些都無關那個以查拉圖斯特拉之名教我們“人是一個必須被超越的東西”的尼采。在研究偉大思想家時,常會遇到一個困境:他們的語境其實不是同時代提供的。尼采真正的對立面是基督,而不是瓦格納,甚至不是康德,因為義務論的道德哲學不過是宗教的意識形態外殼。沃森為了將尼采“歷史化”,將其放置在19世紀末的語境下,不惜隱沒他超越時代的成就,將他矮化到同時代小冊子作家的水平。

        以上批評絕非吹毛求疵。或許有人認為,尼采與海德格爾不過是眾多哲學家中的兩位而已。然而若要深入20世紀初歐洲精神中那驚心動魄的虛無,只有這兩位思想家才能將其暴露,因為他們是“用錘子從事哲學”的人。這是一千個斯賓格勒、榮格或薩特都達不到的事情。思想史作者若僅將尼采和海德格爾視作兩位哲學家,就錯過了兩扇窺視歐洲心靈的窗口。

        類似的問題還出現在他對維特根斯坦的解讀中。沃森很重視他,但他重視的更多是維氏與同時代人的關聯,例如他對弗洛伊德的語言批判。然而維氏關于語言游戲是什么、遵守規則意味著什么的問題,例如《哲學研究》的開頭對奧古斯丁的語言觀的反駁,卻被忽視了。這些部分,恰恰是他獨一無二的成就。對精神分析學的隱喻的批判不一定要由維氏來完成,波普爾其實也能做到,但語言游戲及其規則的討論卻非他不可。

        本書對于思想家的挑選相當現代派,這暴露于作者對“新康德”“新黑格爾”等20世紀初的運動只字不提。或許作者與我一樣認為他們只是19世紀的遺留。畢竟無論他們怎么談論“認識論”或“美學”,在人文與科學割裂的現代,認識論的領域已被解釋學-現象學和科學哲學瓜分,美學也被價值現象學、心理學與文化研究取代。既然此書英文書名為TheModernMind,這種忽視就有理可循。略遺憾的是,科學與人文的割裂以及圍繞它產生的眾多爭執本是20世紀思想的一條明線,此書也未多涉及。如此重大的、可視作其他諸思想的總前提的問題,是不該忽視的。

        作者大膽地將技術視作思想史的一部分,這或許不被較傳統的學者認同,但我想為此辯護:技術改變著我們關于“自然”的觀念,塑造著人的心理習慣,海德格爾的對技術之思的批判說明了這一點,而芒福德對印刷術和鐘表的研究,更是闡明了現代世界中的語言和時間是如何被技術塑造。對于原子能、計算機等關乎世界觀的技術,作者更不吝惜筆墨。然而遺憾的是,作者詳細描寫了核武器的發明過程,卻沒有說明核威懾平衡對國際關系學的改變,以及它如何改變了人們對“戰爭是什么”的想象。19世紀軍事思想對強力且短促的戰爭的追求,是如何在世界大戰的現實和核武恐怖面前破產的。技術、軍事、倫理,三者的歷史本可以聯動起來,作者卻沒有做到這一點。

        在處理史學史的問題時,沃森開宗明義指出,20世紀史學的趨勢是從專注于精英的個人行為,轉為關注更大范圍的諸多結構性力量。這完全正確。他對年鑒學派、英國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人物和著作的概括也兼顧了扼要與準確。然而同樣由于對解釋學的忽視,他未能意識到歷史學家們的興趣從“個人”轉向“結構”的哲學原因,未能抓住20世紀上半葉的傳記學與史學之爭,也未能由此引入歷史學何以橫跨“人文”與“社科”的討論。

        沃森明顯意識到:撰寫20世紀的思想史無法繞開那些復雜精微的哲學理論。本書38、39兩章集中討論了美國新實用主義與心靈哲學。然而在當代分析哲學界,論文已經取代了大部頭著述,實難概括出誰的“畢生觀點”或“體系”。尤其是當介紹托馬斯·內格爾這樣在很多領域都有重要論文的哲學家時更是如此。所以這兩章哪怕僅從篇幅上說已幾乎注定要失敗。但即便如此,沃森也未能將有限的篇幅作高效利用。在簡介心靈哲學時,他未能澄清其中幾種主流觀點之間相互辯駁的思路、各自的長與短、對立學派之間的哪些觀點不矛盾,哪些分歧是根本的、無法彌合的。整個一章甚至未出現過困難問題、泛心論、副現象論、隨附性等術語。

        或者說,這本書其實是以書寫藝術史的方式寫哲學史的。藝術史界有一句名言:“從來沒有藝術這回事,有的只是藝術家們”,但類似命題不適用于哲學。沃森展示了20世紀各個藝術流派的興衰交替,描繪了眾多藝術家生涯群像,提供了很多信息,例如波洛克曾經一度非常重視榮格的思想——這是我在看波洛克作品時完全不知道的,讀到此處,立刻改變了我對波洛克的理解。藝術史就是藝術家、藝術圈的故事,但哲學史不是。當一個哲學概念第一次被提出時,它的命運與界限就已經注定,盡管它或許需要通過數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的辯論來澄清,概念的可能性和界限被澄清之前的爭論構成了哲學史。生命之樹長青,但理論是灰色的;情緒是柔軟的和可塑的,概念卻比鉆石更堅硬。不是“我”說語言,而是語言說“我”;“我”不過是一個形式上的、偶然的器皿罷了。

        然而在20世紀藝術史的方面,沃森有另一個無法克服的難題:藝術史不能以西方中心的方式來寫。西方中心的寫法適用于哲學史、科學史甚至國際關系史,卻不適用于藝術史。我可以承認中國的科學和哲學都不如西方,卻不會認為齊白石不如畢加索。

        沃森在藝術行業經驗豐富,此書卻對上世紀新生的藝術史學科只字不提,只略提了阿比·瓦爾堡。貢布里希的視覺心理學、沃爾夫林的風格要素、潘諾夫斯基的圖像學均未涉及。也就是說他不打算闡述20世紀藝術理論的發展如何改變了人們的藝術觀念,或反映了這一改變。然而20世紀的藝術是高度哲學化的,即便對此頗反感的人也承認這一點:亞瑟·丹托說,“藝術受到了哲學的壓迫”,或者說正是在智性活動將感性活動塑造成今天的模樣。所以本書既然有大量篇幅討論這百年藝術圈,對同時代藝術史與藝術理論的忽視就是不明智的。沃森重視藝術與歷史其他方面的聯系,這無疑是正確的。例如他引用保羅·克利的話:“世界越可怕,藝術越抽象”,并提到了核彈的可怖,這確是奇妙的關聯。然而他本可以借沃林格《抽象與移情》解釋克利的這句話,或加入海德格爾對“比一千個太陽還亮”的核彈與現代技術是如何毀滅了世間“陰翳”的討論。

        因此,沃森其實是按照編年史的整體順序,盡可能展示20世紀思想史的諸領域的某些隱約相通。然而,思想史的寫法卻既不該以年代順序,也不該以思想家人物為中心,而應當循著概念的邏輯層次,以思想本身的發展為線索。道德哲學、科學哲學、語言哲學等哲學分支不應當被思想史家視作某些人的“觀點”,而應當被用作揭示不同學科、不同領域的思想各自的前設,借以討論、揭示其間的根本關聯,甚至專門學科的研究者自身都未能察覺的前見。這要求思想史的寫作者本人,應當具備不亞于他筆下的對象的才智。這并非強人所難,而是后人既然占了旁觀者的便利,就應當做得到。沃森還對思想的“起源”感興趣,但這又是一個絕望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我們無法知道最原初的思想是如何“砸中”某個人的,能做到的是清晰地描述學術共同體內的相關討論。

        這雖然是一篇批判為主的書評,但我必須承認,這樣一本書反而較適合我這樣的讀者:我對歷史的認識止于一戰,對哲學的研究卻始于現代,這兩部分知識是脫節的。這本書恰恰提供了大量我所不知道的細節,填補了我的知識空缺。然而考慮到這本書是面向普通讀者的通識讀物,不能僅以我一人之利弊度量,本文中的批評也就在所難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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