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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應對劇變

        吳晨2020-04-13 17:45

        吳晨/文

        新冠疫情蔓延,全球可能會陷入一場比2008年金融危機更嚴峻的危機。無論是疫情本身的走勢,還是疫情給全球經濟帶來的沖擊,都充滿了不確定性。在全球抗疫的當下,賈雷德·戴蒙德的新書《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顯得尤為及時,在這本書中,他提供了一種解析危機的思考框架和應對危機的行動指南。

        戴蒙德在成名作《槍炮、病菌與鋼鐵》中有一章描寫病菌可能給人類帶來的危害,其中就特別提到,面對病毒的侵襲,最重要還是得知己知彼,應對策略得當。新冠疫情可能是全球在二十一世紀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劇變》中梳理出的思考框架——從清醒認知危機,到誠實地自我評價,再到借鑒他人和過去的經驗——為在如此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中進行決策和行動提供了抓手。

        應對危機的第一要義就是承認危機存在,直面危機。略微掃描一下世界各國在中國抗疫贏得了接近一個月準備時間的這一期間的表現,就不難發現,當疫情仍然很遙遠,似乎與自己沒有太多關聯的時候,很少有領導者真正意識到在全球化人員流動如此頻密的當下,危機其實已經迫在眉睫。

        戴蒙德在書中追問:是否只有危機才能激發一個國家做出重要的選擇性變革?為什么我們不能提前做好預案?

        如果從各國應對新冠的表現來看,答案很明顯,只有當疫情爆發帶來的沖擊撲面而來的時候,各國才會有所反應,而這樣的反應注定慢半拍。這一方面因為承認自己面臨嚴峻危機需要時間,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變革需要克服慣性和阻力。從人與人頻密接觸驟然改變為保持社交距離,甚至讓經濟完全停擺,在很多國家不可能斷然實施。在保經濟還是抗疫情的取舍選擇中,政客的算計也很明顯。比如美國總統特朗普對疫情的早期應對明顯偏向保經濟,因為在大選年,他潛意識里把謀求連任作為自己的第一要務,經濟和股市的表現比抗疫更重要。

        但是,一旦承認危機之后,各國都能夠迅速行動起來,突發性的重大問題更容易激發人們的能動性,這一點倒毋庸置疑。

        有效應對新冠全球危機,思考框架的第二點是需要誠實的自我評價,對危機的蔓延肩負起應有的責任,同時需要走出受害者和自我憐憫的心態。

        以史為鑒最能體現這一點的重要性,二戰和一戰之后的德國就給出了正反不同的例子。一戰后的德國是一個拒不承擔責任的極端例子,認為自己是一戰的受害者,受到了美國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方案的欺騙,而凡爾賽合約要求的巨額戰爭賠償是強加給自己不公正的懲罰。無法走出受害者心態和不承擔責任的態度,為希特勒上臺埋下了伏筆。二戰后的德國表現則完全不同,雖然國家也收到了重創,但擺脫了受害者心態,能夠直面自己的戰爭罪行,并真誠地謝罪。這種直面讓今日的德國受益良多,也讓德國在戰后真正成為推動歐洲一體化的經濟火車頭。

        做到誠實的自我評價需要有足夠的知識儲備和完備的信息,明治時期的日本和二戰前的日本也給出了正反的兩個例子。

        明治時期的日本領導者,大多是能打開眼界看世界的人,也都很清楚知道自己和海外的差距。因為擁有對西方的直接了解,伊藤博文和山縣有朋這樣的明治大佬才會共同致力于實施通過選擇性借鑒外國模式振興日本的基本策略。相反,二戰前日本的少壯派軍人中很少有人走出過國門,對全球大勢不了解,根本不清楚日本與美國這一當時全球最大的工業大國之間國力的巨大差距,仍沉迷于日俄戰爭的勝利光環之下。這種知識儲備與歷史經驗的缺乏,讓他們無法做出誠實、現實、審慎的自我評估,導致了日本在二戰中的覆滅。

        戴蒙德在書中批評“美國例外”的想法阻礙了美國人誠實地評價自己的問題:“今天的美國在對自己做出評估時也缺乏實事求是的態度……許多美國人甚至自欺欺人,把自己國家的問題怪罪到別的國家頭上,而不是反思自己的責任。”這一問題在此次抗疫過程中再次展現。特朗普堅持“美國第一”,令美國非但沒能肩負起領導聯合其他國家一起抗疫的重任,反而希冀通過對外指責來減輕領導者的責任。

        應對危機思考框架的第三點則是借鑒外部的范例和過去的經驗。如果說新冠危機對經濟影響的嚴重程度可能超越2008年金融危機,那么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各國的應對策略,就成為可以參照的重要范例。

        2008年金融危機是一場因為次貸引發的流動性危機,各國應對金融市場巨幅波動的方式是增加流動性。比如美國出臺的問題資產救助計劃(TARP),幫助許多大而不能倒的企業——如大型銀行和通用汽車這樣的大型車企——紓困。中國則率先推出了四萬億救市方案,通過拉動投資避免中國經濟的衰退,也因此創造了全球大宗商品的新需求而拉動全球經濟復蘇。

        此次應對顯然汲取了2008年的經驗。二十國集團(G20)特別峰會召開后,承諾將向全球經濟注入5萬億美元,并動用“一切可用的政策工具”恢復經濟增長,顯示各國都會迅速推出解決市場最突出的流動性危機的方案。

        但美國在2008年紓困方案中暴露出的不足也很明顯。對TARP的最大詬病是大企業能夠得到國家救助,卻讓大量買房者陷入困境,很多人被驅逐出住所,房屋被拍賣,同時失業率激增。很多普通民眾為金融機構的風險行為買單,而造成危機的銀行家卻幾乎沒有人受到懲罰。

        此次歐美應對新冠的經濟政策顯然汲取了2008年的教訓,把紓困的重點人群確定在普通民眾和中小企業,要讓大多數人都能夠挺過疫情的沖擊。以美國剛剛通過的兩萬億救市方案為例,每個年收入低于7.5萬美元的人都能獲得一次性1200美元的補助,16歲以下的孩子獲得500美元補貼,對中產及以下人群的幫扶力度史無前例;此外政府給小企業提供優惠貸款,幫助小企業支付員工工資,只要小企業不關門不裁員,部分貸款可以不用還,這也是一條通過救助小企業從而降低失業率的新思路。

        在《劇變》中,戴蒙德站在美國視角,以美國和其他六個國家(芬蘭、日本、智利、印尼、澳大利亞和德國)作為參照系,探討歷史和現實中各國面臨危機的緣起、爆發和解局。

        認識新冠疫情,需要進一步拓寬視角,站在全球的角度去考慮問題。新冠危機既是全球化的結果,其應對也需要全球協作,而新冠帶來的最大威脅也是可能導致全球化的倒退。抗擊新冠疫情需要全球努力,不是某個國家獨自可以完成,抗疫絕不能“各人自掃門前雪”。無論大國小國,在疫情面前都很難做到自給自足。同樣,從數據公開與分享、疫苗研制、診療方案交流,到特效藥的篩選,都離不開國際協作。

        丘吉爾曾經說過,“永遠不要浪費一次好的危機。”在應對危機的思維框架的最后,戴蒙德提到了重塑國家認同與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性。在全球化處在十字路口的當下,需要提升到全球的層次去重塑共識。如何塑造對全球化的全新認同?如何重塑全球人民對經濟發展和應對挑戰的核心價值觀,而不是讓新冠危機進一步激化民粹和保護主義,這是危機之后最重要的問題。戴蒙德在書中其實給出了部分的答案。歷史每每告訴我們,代際之間的差別有時候會超乎想象。德國的改變,離不開生于1945之后的一代年輕人,全球化的新一代也一定不會令人失望。

        (作者為《經濟學人·商論》執行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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